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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中國登山者張梁:改寫中國人登山探險歷史(圖)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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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2018年06月29日 06:12 來源:中國青年報 

美國阿拉斯加時間2018年6月7日17時30分,中國登山者張梁在北美洲最高峰迪納利峰頂展開了五星紅旗。盡管山巔寒風如刀,但他說,那一刻心頭溫熱。中國人登山探險的歷史在這一刻改寫——張梁實現了“14+7+2”的大滿貫夢想。
  “14+7+2”,即登頂全球所有14座8000米以上山峰和7座七大洲最高峰,并以探險方式徒步滑雪抵達南北極點。這是探險界公認的至高無上的榮耀。之前,全世界僅有樸英碩一人在2005年完成,他是個韓國人;如今,勇者名冊寫下了第二個名字——張梁,來自中國。
  不過,張梁說,在距離太陽最近的地方認識自我、體會自由,這比“世界第二”“中國首個”這樣的頭銜更重要。
  因為山在那里
  1786年8月8日的下午,水晶獵人雅克·巴瑪特和醫生加百利·帕卡德成功登上勃朗峰,從而拉開了現代登山探險的大幕。之后的100年間,充滿朝氣的歐洲人不斷活躍在阿爾卑斯山上,追尋未知的世界。在人類登山史上,這一時期被稱為“阿爾卑斯時代”。20世紀,登山的角逐移到了喜馬拉雅和喀喇昆侖。人類迎著更高的挑戰、向著自己的極限而去。
  中國人遲至1956年7月31日方才加入進來。那一天,中國登山運動員史占春等12人同蘇聯19名登山運動員一起登上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。這是中國人首次登上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。此前,中國登山隊僅攀登過海拔3000多米的太白山。1960年,王富洲等人首創人類史上從珠穆朗瑪峰北坡登頂的紀錄,卻因照片資料不足而稍有爭議。
  21世紀初,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,民間登山熱悄然興起。這既是一種進步,也是一種必然。北大山鷹社的學生、企業家王石等是眾多“山友”中最受關注者。而張梁則后來居上。
1964年,他生于河北石家莊,本名“張良”,登記戶口時被誤寫成了“張梁”,也就將錯就錯改了名。“‘梁’有山梁、脊梁的意思。”張梁認為,命中注定自己此生與山有緣。
  不過,在張梁的青少年時期,這種“命定”的緣分尚未明了。這個貧寒子弟在物質的困頓與人們的白眼中長大,養成了倔強、獨立而無畏的性格。他喜歡走不尋常路。
  在河北財經學院上大學時,張梁既不積極于“上進”,也未沉溺于“愛情”。他從未去過學校的圖書館,也不參加任何學生會之類的活動;他把談戀愛視為未來的“負擔”,甚少和女生交流。他將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踢球上,幾乎是在球場上度過了大學時光。
  張梁很少理發。一頭長發頗令學校煩惱。他回憶稱,有一次做廣播體操,校長從后面拽著他的頭發批評他,他心里一肚子氣,但憋了回去。長頭發還一直留著,他說不清具體原因,“反正就想和別人不一樣。”
  畢業分配時,同學們都擠破頭要留在石家莊,可是他填報的志愿是深圳和新疆——這兩個地方離家最遠。
  命運最終把張梁推向了深圳。1986年,他進入了農行深圳分行,捧起了令人艷羨的金飯碗。然而,尋常的金融人的生活無法安撫張梁不安分的靈魂。當戶外運動在年輕的深圳流行,他第一時間參與其中。2000年5月,青海玉珠峰山難的消息震驚國人。在遇難的攀登者中,王濤、周虹駿均來自深圳,是張梁平時一起玩戶外的山友。悲劇沒有嚇到張梁,反而幫他打開了命運之路。他要去登山。
  經過半年的準備,36歲的張梁踏上了前往海拔6178米玉珠峰的路。如今,張梁已經記不清攀登生命中第一座雪山的具體情景。只是記得隨著海拔的上升,嚴重的高原反應如何折磨著自己。頭痛欲裂、惡心嘔吐。可是,他堅持了下來,并且一直堅持到今天。
  2003年,為紀念人類登頂珠峰50周年,張梁作為7個業余登山隊員之一,參與了由央視和國家登山隊策劃的珠峰攀登活動。在攀至海拔8300米時,為救一名受傷的英國登山者,他不得不下撤。這令張梁遺憾落淚。“畢竟是我第一次挑戰8000米的高山,而且是象征性極強的珠峰。熬了一個多月,到了這么高,然后不讓上了,還不是自己的原因,這種感覺一般人都受不了”。
  盡管沒有登頂,但是張梁仍和其他隊員一起在人民大會堂受到了中央領導的接見。深圳農行也收到了賀電。從此之后,農行全力支持張梁的登山活動,而張梁則將農行行旗和國旗一起放在了登山包里。
  2009年9月,張梁和王石結伴登頂了海拔8163米的尼泊爾瑪納斯魯峰。“有沒有想過完成全球所有14座8000米級雪山的登頂?”在營地閑聊時,王石問張梁。“那就試試吧。”張梁答道。
  直到那時,張梁才知道地球上共有14座8000米級的雪山,而9年以后,他將五星紅旗帶上了所有這些雪山的山頂。
  出沒“鯨魚之腹”
  在《千面英雄》里,約瑟夫·坎貝爾借用愛斯基摩人的傳說稱,英雄的一生總是會至少經歷一次極大的失敗,“被吞入鯨魚的肚子里”,以考驗他們有沒有韌性東山再起,以更大的決心和更多的智慧繼續戰斗。
  在群山之中,安納普爾納就是張梁的“鯨魚之腹”。
  安納普爾納峰,位于喜馬拉雅山脈中段,海拔8091米,是世界第十高峰。1950年6月3日,法國登山者埃爾佐格和拉什納爾登頂此峰,使之成為世界8000米以上高峰中最先被征服的那座。埃爾佐格在自傳《安納普爾納——第一座8000米》中說,“我們一無所有地走向安納普爾納,卻找到了讓我們余生享用不盡的財富,一種新的生活正在開始,人類的生活會有更多的安納普爾納峰!”
  不過,最先被登頂并不能表明安納普爾納是一座容易攀登的山峰,事實恰好相反,因為多發雪崩事故,它被所有攀登者認為是世界上最難逾越的高峰之一。
  2014年3月31日,張梁抵達海拔4200米的安納普爾納峰大本營。經過半個月的等待后,攀登時機到來。張梁和伙伴們向山頂挺進。
  張梁回憶稱,在他登過的所有山峰中,沒有一座攀登難度比得上安納普爾納。登頂路上除了陡峭冰壁,幾乎全是齊腰深積雪。夏爾巴(向導)只能一路用雙手刨開路,再跪著用膝蓋把雪壓實。“最難的一段是在6000米到7000米海拔左右的2號營地到3號營地的攀登過程,那一段幾乎都是陡峭的冰壁,一不小心,就會墜入萬丈深淵。我們足足花了4天時間,其中一天只前進了100米”。
  當時,張梁每天都在想著死亡。這是從來沒有過的。“家人更是不敢去想,怕消磨意志。但說實話,每個人我都想過”。
  當他們費盡千辛萬苦登至7500米時,天氣變得更加惡劣。大片的烏云從山谷涌來,暴風雪馬上就要來了。張梁意識到,盡管山頂近在眼前,但是必須下撤,否則就要把命丟在上面了。
  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。一同上山的隊友、65歲的挪威人Tore并不甘心。這是他人生最后一個登山目標。就差幾百米啊!可是,張梁仍然說服了他。
  終于趕在暴風雪來臨之前,全隊選擇了下撤。而剛要下撤意外就發生了——3個夏爾巴突然滑墜!張梁和Tore眼明手快,縱身撲上前,死死拽住正在下滑的繩索。其他隊友跟著撲上來,大家吶喊著拼命往上拉,這才從死神手里救回了夏爾巴們。
  當張梁脫掉厚厚的登山手套,發現掌心被劃出道道血溝,這種強烈的身心刺激將張梁逼到了極限。在風雪中,胡碴已經結冰的他在攝像機前說,“剛才經歷的一幕,使我重新認識了登山,安納普爾納也許是我的絕唱,我喜歡登山,非常熱愛雪山,但是我會更熱愛生活。再見,安納普爾納!再見,雪山!”
  在18年的攀登中,這是張梁唯一一次萌生退意。不過,他很快就明白,對他而言,生活即是登山。僅僅3個月后,張梁又遏制不住內心的渴望,去攀登另一座8000米高峰——巴基斯坦加舒布魯木II峰。從此之后,他再未退縮。
  約瑟夫·坎貝爾這樣描繪穿越極限的英雄:“當英雄來回穿越世界的邊界,從龍的身體中進進出出,容易得就像國王在他的各個房間之間穿行一樣時,他與自我的連接便已經被摧毀了,其中存在著他的救贖力量,因為他的超越和返回證明通過現象性所有的對立面,不生不滅之物被保留下來,而且沒有任何可害怕的。”
  這恰似張梁的寫照。2015年,再次歷盡艱險后,他終于站上了一度放棄的安納普爾納之巔,之后是喬戈里峰、加舒布魯木I峰、南迦帕爾巴特峰、厄爾布魯士峰、阿空加瓜峰、文森峰、查亞峰、迪納利峰……
  “在8000米的高度上,我目睹過無數人性的表演,經歷過無數瘋狂的故事;我曾經在徹骨寒夜聲嘶力竭呼喊每一位隊友的名字,鼓勵他們不要睡著,要迎接天亮的曙光;我曾經像個拳擊手一樣擊打隊友的臉頰,讓他恢復理智,哪怕再向前多邁一步;我還忠實記錄了每一次無奈的撤退與絕望的瞬間,心想萬一真的有意外,這些可能是留給世間最好的紀念。”張梁說,8000米是世界的高度,也是人性的深度,這正是無數勇者癡迷其中的原因。
  人生而自由
  《肖申克的救贖》是張梁最喜歡的一部電影。他看過無數遍,其中的金句和橋段都能信手拈來:
  “監獄里的高墻實在是很有趣。剛入獄的時候,你痛恨周圍的高墻;慢慢地,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;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。這就是體制化。”當年過六旬的布魯斯獲得假釋走出監獄時,對他而言卻如同自己的人生抵達了終點。
  “有些鳥兒是永遠關不住的,因為它們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滿了自由的光輝!”經過20多年水滴石穿般地不懈挖掘,安迪終于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從500碼長的污糞管道中爬出,重獲自由,在墨西哥海邊過上了自由人的生活。
  這部改編自斯蒂芬·金同名小說的影片,透過監獄這一強制剝奪自由、高度強調紀律的特殊背景來展現作為個體的人對“時間流逝、環境改造”的恐懼。
  對于張梁來說,平淡無奇的生活就如同一種“體制化”。他無法安適在城市的鋼筋水泥之間。他不炒房,盡管和王石等企業家很熟,卻從未因房子張過口;他也不理財,盡管他從大學畢業即在農行工作;他從不炒股,“任何帶有賭博性質的事兒我都不沾”。對他而言,有張床就足夠了,“要那么大地方干嗎?天天在家躺著?”他的自在之地在山巔之上。
  在最接近太陽的地方,沒有城市的喧囂和人山人海,有的是肆無忌憚的狂風,有的是70度角的陡峭巖壁,有的是相當于平原含氧量三分之一的稀薄空氣。臉上脫了皮,冰碴粘在胡須上,可張梁卻更感自由、暢快。“我喜歡雪山與世隔絕的環境,那是與現實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也享受在絕望中再逼一逼自己的樂趣。尤其是每次從虐到極致的極寒世界重回人間,那強烈反差,會讓人覺得生活實在太美好,我們必須熱愛”。
  這和“瑞士機器”烏里·斯特克的話有異曲同工之妙。這位世界登山界曾經的王者說過,“我覺得這(快速登山)是一件很單純、很酷的事,每次登完一座山,我都會感到有些迷失,我會想,我還想做些什么,我會覺得有些空虛。我也意識到自己所面對的風險——非常之大。”
  不過,和“瑞士機器”相比,張梁更強調“撤退”也是一種自由。他不像有的登山者,出門前把遺書都寫好了,也從來不說“死也要死在山上”。“壯麗的毀滅”“雖死猶生”對他沒有吸引力。“無論何時,我內心深處始終有一個聲音:‘只有活下去,才能再上來。’”他說,登山中放棄其實更加困難,也更加考驗一個人的內心。
  由于天氣等客觀條件所限,珠穆朗瑪峰、希夏邦馬峰、安納普爾納峰、喬戈里峰和南迦帕爾巴特峰的登頂,張梁都沒有“畢其功于一役”,都作出過放棄的決定。
  8611米的喬戈里峰是登山者們夢寐以求的頂峰,也是死亡率超過30%的“地獄之巔”。這座山也是張梁撤退次數最多的一座8000米高峰。在第二次沖頂時,因為雪崩沖擊,整個營地已經被夷為平地。先前和隊友留下的十幾頂帳篷、登山裝備、公共物資和個人物品全部被淹沒。
  “(在那一刻)突然感覺有什么在對我笑,那是一種高高在上睥睨眾生的笑,那是一種譏諷而又無可奈何的笑,要知道最艱難的冰巖混合復雜路段我們都已經熬過了,距離喬戈里峰的頂峰真的只有一步之遙。”然而,他安慰隊友說:“只要人在,就有機會,喬戈里峰,我們后會有期。”
  深圳地鐵里有一塊為他量身定做的公益廣告牌。其中是他的代表性的登山照——特有的雪山紅臉,黝黑濃密的胡子,冷靜的眼神。旁邊是一句話:“空氣稀薄處,總有不一樣的風景。每往上走一步,一定更接近自己。我是山者張梁。”
  他很喜歡這個公益廣告,也非常喜歡“山者張梁”的定義。他說,“雪山不生產房子、票子,不會帶給我財務自由,但是它讓我認識了自己,實現了自己,給了我人生的自由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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